一二 ·九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 “中央军 ”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 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 ·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和工人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12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基础上，1936年 2月初，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二 ·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 “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整顿和重建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打开了工作新局面。

 1936年上半年，党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 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已停止敌对行动。

 但是，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 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 “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 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 “兵谏 ”，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遣

 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总结历史经验，加强自身建设.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建设工作。1935年12月，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1936年12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哲学著作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思想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这些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迎接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做好了政治准备和思想准备。

 党还注意加强组织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党的各方面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党在这个时期曾经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的削弱，濒临覆灭的危险。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对，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

 这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正因如此，党才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

 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拉开帷幕。

 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的制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企图以三个月时间 “灭亡中国 ”。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 “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 “八路军 ”），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党中央所在地。接着，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 “新四军 ”）。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约 1.03万人。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方能胜利。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召唤着全中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召唤着全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召唤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在声明中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国民党内的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一度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内地。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许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这些百年以来未曾有的新气象，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空前觉醒。这就使日本侵略者突然发现，它面对的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整个中华民族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