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谢某某系涉案小型轿车的所有权人。2023年8月3日下午，辛某（已另案处理）驾驶该车搭载谢某某前往烧烤店聚餐，席间谢某某与辛某、谷某某、顾某某四人共同饮酒。当晚21时50分，谢某某曾微信联系他人代为驾车，但代驾最终未能到场。21时52分许，四人散席后，辛某醉酒发动车辆驶出大院，谢某某随即上车同乘。车辆行至大院门口因胎压不足短暂充气休整后，辛某继续驾车沿人民路行驶。22时02分，车辆行驶至某小区门口路段，撞倒行人画某某、韩某，造成画某某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经司法鉴定，辛某血液乙醇含量为130.26毫克/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依法认定，辛某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谢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本案核心争议为：机动车所有人明知他人醉酒，仅采取形式化劝阻措施，仍放任他人驾驶自有车辆上路，能否成立危险驾驶罪共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危险驾驶罪属于故意犯罪，存在成立共同犯罪的空间。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罪直接犯罪主体多为驾驶人，但车辆所有人、管理人等非驾驶人，在符合共同犯罪要件时，可成立本罪帮助犯，这也是醉驾类案件的实务认定难点。法院审理查明，谢某某作为车辆所有人及实际管理人，全程参与聚餐饮酒，明确知晓辛某处于醉酒状态，虽曾预约代驾、口头劝阻，但未采取阻拦车辆、拔车钥匙等实质性措施阻止醉驾行为，反而默许辛某驾车、自身随车同乘，属于放任公共安全危险发生，与辛某形成危险驾驶的共同犯罪故意，依法构成危险驾驶罪共犯。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法院予以驳回，在案监控、证人证言、涉案人员供述可相互印证，完整证实案件事实，且形式化劝阻行为无法免除车辆管理人的安全管控义务，不足以阻却犯罪成立。量刑方面，谢某某仅提供车辆、未实际操控车辆，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同时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并取得谅解，具备多项从轻处罚情节，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法院据此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量刑合法合理。从刑法法理来看，共同犯罪的成立核心在于二人以上具备共同犯罪故意与行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以故意犯罪处理，只要行为人明知醉驾行为会危及公共安全，仍希望或放任危险发生，即具备犯罪故意。本罪共犯为一般主体，无需限定为负有专属安全义务的人员，即便驾驶人具备独立辨认控制能力，可自主决定是否醉驾，他人的教唆、帮助、放任驾车行为，仍具备刑事可罚性，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主观明知是认定共犯的核心前提。司法认定中，不能仅凭知晓他人醉酒就直接推定共犯故意，需结合场景综合判断，区分醉酒人员自行等待醒酒、委托他人代驾等合法情形。本案中，谢某某与驾驶人共同饮酒，清楚掌握对方醉酒状态，仍放任其驾驶自有车辆，主观明知要件成立，不存在合理免责情形。在定罪评价层面，车辆提供者的入罪标准，以驾驶人醉驾达标为基础。其提供车辆、放任醉驾的行为属于典型帮助行为，原则上认定为从犯，依法区别量刑。若驾驶人醉驾引发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等重罪，依据刑法择一重罪处罚规则对驾驶人定罪，但不影响车辆提供者危险驾驶罪的认定。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车辆一旦醉酒上路，公共交通安全即陷入危险，犯罪即刻既遂。普通社会主体应当预见，醉酒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车辆所有人放任醉驾的行为，对事故风险具有预见可能性，事故结果未超出其主观放任的危险范畴，可作为量刑情节评价。若仅因事故系过失结果，就免除车辆提供者责任，既违背本罪立法初衷，也不符合司法公平理念。此外，司法认定中明确，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免责的唯一途径是采取实质性举措阻止醉驾实行行为。单纯预约代驾、口头劝说等形式化行为，无法消除道路公共安全危险，不能阻断犯罪成立。只有事前有效阻止驾驶人启动车辆、杜绝醉驾上路，才能阻却共犯犯罪的成立，这也是本案谢某某无法免责的核心法理依据。
